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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的结论是:当人民对君主心悦诚服的时候,君主对于那些阴谋无需忧心忡忡;但是如果人民对他抱有敌意,怀着怨恨的话,他对任何一件事,对任何一个人就必然提心吊胆。世上没有任何事情比得上伟大的事业和作出卓越的范例,能够使君主赢得人们更大的尊敬。在我们的时代里,阿拉冈国王费尔迪南多[2],即当今的西班牙国王,就是一个例子。他由于自己的盛名与光荣,从一个弱小的君主,一跃而为基督教世界中首屈一指的国王,因此他几乎可以称作一位新君主。如果注意观察他的行动,将会看到它们全部都是最伟大的,而且其中有些是卓越非凡的。在他开始统治的时候,他进攻格拉纳达;这项事业就奠定了他的国家的基础。一开始,他从容不迫地行事,并且毫不害怕遭到任何阻碍。他使卡斯蒂利亚的贵族们的精神灌注在这件事业上面,只考虑那场战争而不考虑革新的事情。与此同时,他赢得盛名和驾驭贵族的统治权,而他们还没有察觉。他依靠教会和人民的金钱得以维持他的军队,并且在长期的战争中,给他的武装力量奠定了基础,而这支武装力量一直给他带来了荣誉。除此之外,为了更好地实现更伟大的计划,他常常利用宗教作为借口,他乞灵于宗教上的残酷,把马拉尼人[3]从他的王国驱逐出去并且把他们掠夺一空。在世界上再找不到比这个事例更悲惨和罕见的了。他披着同样的宗教外衣进攻非洲,然后征伐意大利,最终进攻法国[4]。这样,他经常地完成了一件大事又安排着另一件大事,通过这些大事使他的臣民的心神始终忐忑不安同时惊叹不已,注意着这些事情的结果。而他的这些行动都是一个接一个地出现的,在这一行动和另一行动之间没有一点空隙,使人们不能够从容不迫地进行反对他的活动。[2]卢卡神父(PreteLucaRinaldi)是马西米利阿诺的大使,1507年马基雅维里出使时直接认识。澳門新葡京关于依靠自己的能力或者依靠幸运而成为君主这两种方法,我想提出尚在我们脑海中的两个例子。这就是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和切萨雷·博尔贾这两个人。弗朗切斯科运用适当的手段,依靠自己卓越的能力,由平民一跃而为米兰公爵。他取得其地位时备极辛苦,事后保持其地位就没有多少困难了。另方面,那位被老百姓称为瓦伦蒂诺公爵的切萨雷却是依靠他父亲的好运而取得那个国家的。可是后来由于这种好运消失,他也就亡国了,尽管他在这个依靠他人的武力和依靠幸运而获得的国家里,为着使自己能够在那里扎根,已经采取了各种措施并且凡是一个明智能干的人应做的一切事情他都做了。因为,正如以上所述,一个人如果在开头的时候没有奠定基础,事后可以运用巨大的能力去打基础,虽然这对于建筑师说来是很困难的,而且对于建筑物是很危险的。所以如果考察一下公爵的全部进展过程,我们就会看到他曾经为着他的未来的权力奠定牢固的基础。我认为讨论这件事并不是多余的。因为我不知道,除这位公爵的行动这个例子之外,对于一位新君主还有什么更好的教训。再说,如果他的处置无济于事的话,这并不是他本人的过错,而是由于运气极端的异常恶劣使然[1]。

澳門新葡京这些统治者都是单纯依靠别人承认自己掌权的好意和幸运。而这两者都是变化无常、毫不稳定的。这类人既不懂得怎样去保持而且也不可能保持他们的地位。他们之所以不懂得,因为除非他们是具有卓越才智和能力的人,我们没有理由期望那些先前常常过着平民生活的人们懂得怎样发号施令;他们之所以不能够保有国家,因为他们不是拥有对自己友好的和忠诚的武力。再说,遽然勃兴的国家,如同自然界迅速滋生长大的其他一切东西一样,不能够根深蒂固、枝桠交错,一旦遇到一场狂风暴雨就把它摧毁了。除非象刚才说过的,那些突然之间一跃而为君主的人们是很有能力的人,他们知道必须立即作好准备保持由幸运投到他们怀中之物,并且在当上国王以后奠定基础——这些基础在他人说来是在作为国王之前就已经奠定了的。[3]马基雅维里在此处引用的人物,除居鲁士一人外;其他都是传说中的人物。西方学者对此有各种评论。但是这些传说中的某些人物及其事迹并不能肯定全部是没有历史根据的。特别是从西欧文化的历史背景与传说中和宗教上的人物在人们精神生活中占有的地位,马基雅维里的例示与分析显然会产生吸引人的效果和特殊的说服力。[6]指西班牙的“天主教徒”费尔迪南多。他死于1516年1月23日,如果马基雅维里写作时点名,对于马基雅维里显然是不利的。

在研究这些君主国性质的时候,必须考虑另一点,也就是说,一个君主在困难的时候是否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屹立不移,抑或是常常需要他人的援助。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我要说:我认为如果由于人口众多或者财力充裕能够募集足够的军队,同任何入寇者决战于疆场,他们就是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屿立不移的人。另一方面,我认为,如果不能够同敌人决战于疆场,而只是被迫躲在城墙后面进行防御,他们就是常常需要他人援助的人。关于第一种情况,已经讨论过了,但是以后遇有机会,我们还需要再谈一谈。关于第二种情况,我只有鼓励这种君主为自己的城市森严壁垒、备足粮草,对于乡村则不要有任何顾虑,除此以外,我再没有什么话可说的了。任何人如果给他的城市作好了城防工事,至于同臣民的关系则依照上面指出的、以后还要谈到的方法进行处理,那么人们向他进攻总得慎重考虑一番,因为人们对于一项计划如果预见其中有困难总是不喜欢的,而且君主已经给他的城市作好了城防工事,同时他的人民又不仇恨他,如要对这样一位君主进攻,可以预见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君主如果拥有强固的城市,又没有积怨结恨于人民,他就不会受到攻击。假如任何人进行攻击的话,定将狼狈不堪地被驱逐出去。因为这个世界的事情是如此的千变万化的,要使军队无所事事地围城扎营整整一年,那简直是不可能的。有人也许要说,如果人民在城市外边有财产,现在眼看着它被焚烧了,他们将忍耐不住,而且长期的包围和利己心将使他们忘记了君主。对此,我回答说:一个强有力的果敢的君主,此时一方面要使臣民感到有希望,相信祸患不会长久下去,另一方面又要使他们对于敌人的残酷感到恐惧,同时把自己认为过于莽撞的人们巧妙地控制起来;这样一来,君主总是能够克服上述一切困难的。更进一步说,当敌人到来的时候,如果士气依然旺盛如故,并且决心进行抵抗,敌人定会立即焚烧破坏城市周围的地方。因此,君主更不应该犹豫不决,因为不久之后,当士气已经消沉,损失已经产生,灾害已经临头,就再没有什么挽救之道了。所以现在人民会更加下定决心同君主团结起来,因为在他进行抵抗的时候他们的房屋被烧掉了,他们的财产被毁灭了,他显然不能不对人民负有责任。原来,施恩正如受恩一样都使人们产生义务感,这是人之常情。所以,如果认真考虑了全部情况,只要不缺乏粮食和防卫手段,一位英明的君主在敌人包围的时候自始至终使他的公民意志坚定,这是没有困难的。[19]阿尔皮诺(DecioClodioSettimioAlbino),193年称帝,197年被杀。澳門新葡京我认为,威尼斯人基于前述的理由,在他们那些附庸城市中培植格尔夫和吉伯林两派[2];虽然不让这些派别达到流血的地步,可是威尼斯人却在他们当中制造分歧,使那些市民们纠缠在自己的纠纷中,而不会团结一致反对威尼斯人。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看见的,这样做后来的结果并不是对他们有利的,因为当威尼斯人在维拉战败之后,这些城市的属民当中的一部分人立即鼓起勇气,从威尼斯人手中夺取了整个国家。所以,这样一种方法表明君主的力量是薄弱的,因为在一个强有力的君主国里,绝不允许这样的分裂,这只是在和平时期有用,借此可以比较容易地驾驭属民;但是当战争到来的时候,这样的政策就表明是谬误的。

[17]费尔迪南多(Ferdinando,1452—1516),西班牙国王,曾出兵援助那波利驱逐法国查理八世入侵,作为侵略意大利的手段;后于1500年与法国路易十二世瓜分那波利;1508年与德、法、西班牙及教皇合谋瓜分威尼斯,其后为了争夺意大利同法国作战(1511—1513)。他们过去所采取的政策,首先是贬低步兵的声势,借以抬高自己的声势。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领土,而是依靠受雇佣的收入来维持生活的。然而为数区区的步兵是不能够使他们赢得声势的,但是他们又没有能力供养许多步兵;因此,他们改为依靠骑兵,他们使相当数量的骑兵获得供养并且受到尊崇。结果是:在一支两万人的军队中,步兵不及两千人。除此之外,这些将领们还采取各种方法来减轻自己和士兵们的劳苦和危险,在战斗中不进行屠杀而是活捉俘虏,而且不要求赎金即予以释放。他们并不夜袭城市,城市的防军亦不夜袭野营。他们在军营的周围既不树立栏栅,或者挖掘壕沟,在冬季也不出征。所有这些事情是他们的兵法所允许的,并且,正如我已经讲过的,这是他们为着避免疲劳和危险这两者而想出来的办法。这样一来,他们就使意大利陷入奴隶状态和屈辱之中。现在谁要是仔细研究塞韦罗的行为的话,就会察觉塞韦罗既是一头最凶猛的狮子又是一只极狡猾的狐狸,并且还会发觉他受到每个人的敬畏,同时军人并不憎恨他。他作为一个新人物,却能够很好地保持这个帝国,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他享有的最高的声誉,使他能够始终抵消人民由于他的掠夺行为可能产生的憎恨。因此,当我们考虑到这一切事情的时候,对于下述情况便不会感到惊讶:亚历山大保持亚洲的领土颇为容易;而别的人,象皮尔罗[5]以及许多人,保全所获得的地方却有困难,这并不是由于胜利者的能力有大有小,而是由于被征服者的情况有所不同使然。

因此一位明智的君主必须选择第三种方法,在他的国家里选拔一些有识之士,单独让他们享有对他讲真话的自由权,但只是就他所询问的事情,而不是任何其他事情。但是他对于一切事情都必须询问他们,并且听取他们的意见;然后按照自己的看法作出决定。对于这些忠告和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他的为人要使每一个人都认识到谁愈敢言,谁就愈受欢迎。除了这些人之外,他应该不再聆听别人的话;他推行已经决定的事情,并且对于自己的决定坚决不改变。任何人如果不如此行事,不是被那些谄媚者所毁,就是由于主张多变导致变革频繁,其结果是,他不受人敬重。[3]即乔万尼·坎达库泽诺(GiovanniCantacuzeno,1300—1383),同帕莱奥洛吉(Paleologhi)因拜占庭王权内讧(1341—1347),于1346年同土耳其苏丹结盟,苏丹派了自己的儿子去帮助他并出兵希腊,这就成为土耳其人在欧洲扩张的第一基地。[2]费尔迪南多〔二世〕(FerdinandodiAragona,1452—1516),西班牙王国的创建者。原为阿拉冈的国王,后与卡斯蒂利亚的伊萨贝拉(IsabelladiCastiglia)结婚,又成为卡斯蒂利亚的统治者。在意大利,他占有半岛的南部全部和西西里岛。经过十年战争,格拉纳达于1492年被费尔迪南多征服,于是全部统一西班牙。[29]切萨雷·博尔贾(CesareBorgia,1475或1476—1507),是罗德里戈·博尔贾(后任教皇,称亚历山大六世)和罗马妇女万诺扎·代·卡塔内(VannozzadeiCattanei)的私生子,后在亚历山大六世的支持下,1493年任西班牙瓦伦西亚的枢机主教,1499年由法国国王授予瓦伦蒂诺公爵。

[1]皮斯托亚(Pistoia)在1501—1502年间由于坎切列里(C.Cancellieri)和潘恰蒂基(Panciatichi)两派之争,佛罗伦萨的统治者采取容忍态度,最后酿成流血、掠夺与破坏的悲惨状态。至于埃利奥加巴洛、马克里诺、尤里亚诺等人,我就不打算议论了,因为他们都是十足可鄙的,所以很快就给消灭了。但是我想就上面的论述总结一下。我认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君主们要使自己政府的军队特别满意,其困难比往时减少了,因为尽管他们必须对那些军队给以某些照顾,可是如有任何困难很快就获得解决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任何一位君主都没有一支军队象罗马帝国的军队那样,同政府和地方行政当局一道根深蒂固。如果说,在罗马帝国时代,满足军人比满足人民更有必要,那末现在所有的君主,除了土耳其皇帝和苏丹[20]之外,满足人民倒是比满足军人更有必要,因为现在人民比军人更有力量了。澳門新葡京因为君主除非使自己负担损失,否则就不能够运用这种慷慨的德性扬名于世,所以,如果君主是英明的话,对于吝啬之名就不应该有所介意。因为当人们看见由于节约的缘故,他的收入丰盈,能够防御对他发动战争的任何人,能够建功立业而不加重人民的负担;因此随着时刻的流转,人们将会认为这位君主愈来愈慷慨了。这样一来,他对于一切人说来就是慷慨的,因为他没有增加他们的负担,他们人数又很多;反之,他对于没有施与的人说来是吝啬的,但这些人毕竟为数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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